(一)做好“加法”,坚持“更加积极”的取向。一是增加赤字规模,明确释放积极信号,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二是落实减税降费,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三是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通过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多种渠道,增加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有效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对冲基层“六保”资金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在分配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落实库款资金提前调度制度及阶段性提高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等政策以增加地方留用的现金流。五是加强预算平衡,对冲疫情减收影响。全面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资产,增加调入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减收影响。
“因为我前几天还跟韩国大使馆的一个参赞座谈,他就问:‘中国的防疫为什么需要中央来做?你看我们首尔就交给了首尔市政府来做,国家基本上不管,也处理得不错。’我说:‘中国不行,因为中国太大了。它涉及到地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高频度的人口流动,还有我们的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疫情爆发的多点式特征等等方面的挑战。’”
同一天(11月5日)上午,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到合肥市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他提到,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勇攀科技“高峰”,形成“高原”之势,加强与“高手”合作,加快攻克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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